深柳读书|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

深

柳

堂

编者按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接受国家名词委的委托，承担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任务。审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本学科所使用的名词术语尽可能地应收尽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国际上新起的一些诸如“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概念。当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此，我们从2014年开始，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的总题目下，推进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此时，“建设性新闻”异军突起，囊括了“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诸多概念，成为国际学界和业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尽管“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但是新闻的“建设性”理念一直是我们所倡导和秉持的，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概念拿来为我所用，注入中国经验，锻造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专门设置了“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这一创新工程项目。

项目组成立后，主要从两方面开展工作。其一是基础性研究。项目组成员除了刊发一系列相关论文外，还编辑出版了“建设性新闻”研究丛书的第一部《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举办了主题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的国际学术论坛，并将这个论坛的学术研讨成果汇编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其二是实践性探索。项目组与苏州广电总台合作开展“建设性新闻”在媒体实际操作的试点，创办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新栏目《共筑美好生活 苏城议事厅》；与乐正传媒、健康报社、迈瑞医疗、爱奇艺合作，制作了九集系列纪录片《中国医生》。上述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努力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也使得“建设性新闻”理念为更多人所知晓、所了解、所践行。

2020年开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媒体社会职责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在当下公共传播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否有必要倡导和践行“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仅仅只是歌功颂德、正面报道的同义词吗？“建设性新闻”在警示社会风险、监督政府履职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建设性新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疑问都有必要加入我们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的问题单。有鉴于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每日推送一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2019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的发言整理的。以期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帮助。

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

作者 | 殷乐

内容提要

近年来，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正成为国际新闻实践和学术领域的一个热词。论文试图探讨建设性新闻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为什么在今天出现全球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性新闻的潮流，透视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探求中国民众对正面新闻、建设性新闻的认知和态度。研究发现，从全球看，尽管语境不同、体制不同、文化不同，对建设性新闻的理解和认知不乏差异处，但在积极和参与的核心元素上，中国由正面报道而始的建设性新闻探索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形成了并行发展之势，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进行的探索形成了共振。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理念 实践 正面报道

正文

近年来，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正成为国际新闻实践和学术领域的一个热词。从2014年开始，我们追踪了全球的建设性新闻及其相关概念潮流，追溯了理念的发展，分析了数十个国家的不同案例，同时也对中国民生新闻、建设性新闻的发展状况做了梳理和总结。本文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着重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设性新闻在全球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驱动力和走向如何？二是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有何探索，民众对于正面新闻、建设性新闻的认知和态度如何？

一、建设性新闻在全球的实践

狭义来看，“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类新闻实践的新探索，与建设性新闻相并提的另一概念即为“解决之道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广义来看，建设性新闻则是在近年来此类新闻实践基础上将其宗旨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种新闻理念，在此理念下形成了一个概念的矩阵，皆着眼于跳出好新闻、坏新闻的二维区分，聚焦于解决问题，提供立体完整的新闻报道，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本文从广义层面来看建设性新闻。历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建设性新闻在全球发展的几种态势。

一是实践范围覆盖广泛且持续增长。截至2019年，尽管具体名目小有差别，建设性新闻相关实践几乎遍及欧洲、美洲、亚洲、非洲。从全球建设性新闻实践机构的分布来看，欧美媒体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较为密集，欧美多国均出现了10个以上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媒体，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媒体也在近年加入建设性新闻的实践大潮。整体发展呈现出持续增长之势。

二是实践主体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举，社交属性鲜明。建设性新闻的出现和发展与新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始，美国即有各类寻求解决方案的新闻尝试，《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在1998年有文称解决之道新闻正在兴起，但零星散落未成规模。直至本世纪近10年来，在新媒体语境中才出现了建设性新闻的大发展，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挑战从不同方向刺激了主流媒体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其中建设性新闻因其对积极和参与的强调，为传统媒体转型及媒体融合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一些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尤为重视建设性新闻的发展，以此重建媒体的公共价值。北欧建设性新闻的发展即起源于丹麦公共电视台的尝试，当前，丹麦、芬兰、瑞典、比利时等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均进行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探索，并由此在欧美蔚为风潮，各主流媒体纷纷践行该理念。如英国《卫报》及其网站推出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报道系列，《纽约时报》《西雅图时报》等也在其合作的解决之道新闻网中持续聚焦于民生问题，着重与新媒体结合推进建设性新闻发展。此外，一些新媒体也加入建设性新闻的浪潮，尤其凭借网络与移动端等技术优势来生产与传播“正能量”内容，如美国的Upworthy、ATTN：Yes！，荷兰的De Correspondent，德国的Spiegelonline、 Perspective Daily，英国的Inkline，法国的Sparknews、Reporters d’Espoirs等等。据对目前进行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全球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来看，传统媒体为主力，占到57%，网络媒体占到42.9%，而在新闻发布渠道上，网站（100%）成为头部渠道，社交媒体（77.8%）位列第二，APP则次之（33.3%）。建设性新闻与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发展形成了互为交织的曲线关系，注重用社交媒体传播积极情绪，鼓励公众参与社会发展行动。

三是建设性新闻及其相关概念始于业界，释于学界，发展于业界。既往相关新闻概念多由学界发起，而这一轮建设性新闻/解决之道新闻等的概念却从业界而生，并迅速在学界得到回应并再度回到业界，理论和实践之间互动频密。以“解决之道新闻”的概念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晚期，《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等报纸及美国广播电台等广播媒体均纷纷发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报道，1999年，“解决之道新闻”概念首次在学术领域提出。2010年《纽约时报》推出“解决”栏目并进一步在2012年成立解决之道新闻网，这一概念才逐渐与同期欧洲进行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汇流并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聚焦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同样起于业界，2008年，乌瑞克·哈格洛普(Ulrik Haagerup)在丹麦公共电视台（DR）担任新闻部总监期间提出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其后数年内欧洲出现了建设性新闻研究和实践的并进，乌瑞克也在2016年前后离开DR并在奥胡斯大学成立建设性研究所（Constructive Institute），进一步为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促进提供了助力。北欧另一建设性新闻倡导者凯瑟琳·基尔登斯泰德（Cathrine Gyldensted）亦是从记者转向学界，其论著对记者角色和报道方式多有关注，英国建设性新闻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来自于业界。中国台湾的媒体人称2005年即提出建构式新闻（英文同为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与此同时，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和释义，有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加以阐释，有对其进行学理提升，论者甚众。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态势，有诸多影响因素，全球化、后真相、新国际关系等等均有其作用。从技术发展视角来看，当一个领域的关键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时，该领域会相应发生变异。对于新闻业而言，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会构成一种新的关系和网络。在这个关系和网络中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也有不同。当新闻业与数字技术相遇，技术改变了信息生态和传播模式，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建设性新闻的蓬勃发展成为可能。

二、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发展与认知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明确以建设性新闻为名的实践在近两年才出现，但广义上的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有其脉络可循也有民众基础：以正面报道为主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类型正面报道、民生新闻、帮忙新闻乃至问政节目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更出现“正能量”的信息传播取向和多元探索，堪称是中国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与探索之路。同时，从民众认知来看，“关注民生，能切实追踪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连续报道”是受访者希望看到并有愿望转发的新闻首选。具体来看。

（一）民生新闻、问政节目到建设性新闻

从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相关探索来看，除了新闻报道中对正面报道方针的贯彻和实践，有三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前后，其典型代表是广播的政风行风热线和电视民生新闻的大发展，河北邢台人民广播电台在1998年开通了全国第一条“行风热线”后，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势推动下,迅速在全国省市级电台推开，其目的和宗旨在于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民心线”“监督线”和“连心线”。而电视民生新闻的概念来自于业界并迅即与学界产生深刻互动。2000年初在中国地方台出现了民生新闻发展大潮，截止到2010年，全国省级台地面频道和城市频道（不含县级）共拥有民生新闻类栏目200多个，占全国电视新闻栏目的60%以上。所处的媒介环境是电子媒介环境，传播特征是贴近，视野下沉，关注民众生活，有冲突，有趣味，这是电子媒介能做到的极致，有些电视台甚至发放了小型摄像机给民众，由其提供新闻素材。二是2008年前后出现的帮忙类节目、公益节目、问政节目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民生新闻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出现了瓶颈，陷于鸡毛蒜皮，亟待突破，于是在一些地方台出现了帮忙新闻，公益新闻的名称变化，在具体操作中出现多种尝试，如有的媒体推出爱心大巴，开着车去寻找问题，有的尝试做公益服务，电台的此类节目更是通过热点连线，由记者发挥政府和民众的中间角色，针对问题寻找解决方案。问政节目也在这一阶段出现，虽则搭建了民众与政府机构交流的公共平台，但这一类型节目也引发诸多争议和质疑。这一阶段的媒介环境为网络环境，传播特征是强调参与性。第三阶段则是2016年前后出现的直接以建设性新闻、解决之道新闻为名目的多元实践，这一阶段的媒介环境特征是移动社交。调查显示，超9成受访者以微信朋友圈作为发布信息和观点的主要渠道，传播特征是共建，媒体和民众的关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从2018年开始进行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推出了“共祝美好生活-苏城议事厅”“一槌工作室”等建设性新闻栏目，如凤凰网的善新闻，中青报的青蜂侠。还有，中青报、宁波广电、无锡广电、《杭州日报》以及一些新媒体如凤凰新媒体、中青新媒体都有一些尝试。中国台湾、香港也有一些探索，目的就是以建设性理念来推进新闻业发展，转换媒体角色，线上线下结合报道与解决问题并进，参与社会治理。

（二）民众对于正面报道的认知与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民众对于正面报道的认知和态度，我们在2016年11月进行了一次搭车调查，调查发现如下：

1.“关注民生，能切实追踪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连续报道”是受访者希望看到并有愿望转发的新闻首选。

2.对正面新闻的认知和评价整体趋高，但目前中国国内正面新闻发展有提升空间。

3.社交媒体是分享正面新闻的主要平台。

其一，“关注民生，能切实追踪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连续报道”是民众接收及转发的首选，在希望看到和有意愿转发的新闻类别上保持了一致的态势。

在对“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新闻报道？（多选）”的回答中，被调查者最想看到的报道是“关注民生，能切实追踪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连续报道”，高于七成（73.3%）的被调查者选择此项。其次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快速及时的报道”和“对重大事件的深入调查报道”，有高于六成的被调查者选择这两项，分别为65.4% 和63.1%。再次是“注重事实报道和背景知识提供”，“针砭显示，揭露问题的报道” 和“观点鲜明的评论性报道”，比例分别为52.4%，47.4%和43.3%。选择“轻松娱乐型报道”的被调查者比例最少，仅有二成（21.5%）。

图1 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新闻报道？（多选）

在对什么样的新闻更愿意转发的回答上，被调查者保持了基本一致。被调查者最愿意转发的新闻为“关注民生，能切实追踪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连续报道”，有4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

其二，民众大多认可正面新闻的提法，愿意收看并转发正面新闻的民众占据绝对主体。

近八成（79.3%）被调查者认为“正面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提法很好。其中46%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提法有助于振奋人心，关注社会积极面；33%的被调查者认为虽然提法好，但是这类新闻没有做好，流于形式。近两成（18.6%）被调查者认为没必要单独提出这种概念，真实报道现实就可以。另有极少数被调查者没想过这问题（1.8%），或者选择了其他（0.2%）。

图2 您怎么看“正面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提法？（单选）

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在年龄上呈现出较大的波动。55岁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提法很好且有助于振奋人心，关注社会积极面的比例最高，为62.5%。16-18岁人群对正面新闻的概念认可比例最低。

图3 您分享正面／正能量新闻的原因是？（多选）

其三，民众对当前中国正面新闻报道的评价整体正面，但未来此类报道需要进一步提升。从对正面新闻的评价来看，36%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国内媒体上的正面／正能量新闻做的不错，45%被调查者认为一般，15%被调查者认为亟待改进，4%被调查者认为不好说。

这一亟待提升的现状也在民众对于正面新闻的分享意愿调查中得到一定的印证。调查显示愿意分享的原因，76.1%的人为了传播正能量，64.5%的人是因为认可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45.2%的人是因为认为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分享有利于分享者的个人形象。21.4%的人是因为别人发来的随手转发。

而在不分享的原因中，近八成提到宣传色彩过重，76.6%的人认为可能是真的，但是宣传色彩太重，27.9%的人没有共鸣，16.9%的人认为内容不真实不可信，13.9%的人认为内容是不错的，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相信这些。

图4 您分享正面／正能量新闻的原因是？（多选）

图5 您不分享正面／正能量新闻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其四，社交媒体是受访者分享正面新闻的主要平台，近八成的人每周至少分享一次。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交媒体是受访者分享正面新闻的主要平台，尤其是微信朋友圈成为分享正面新闻的绝对首选平台，86.5%的人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50.7%的人通过网站发帖、评论、留言，37.2%的人通过与亲友的微信聊天（含一对一、群聊），35.2%的人通过发微博，23.6%的人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

图6 您选择哪种方式分享正面／正能量新闻？（多选）

近八成（78%）被调查者一周至少一次（包括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和几乎每天）在社交媒体（微博、微信、论坛等）分享正面／正能量信息。其中10%的被调查者几乎每天分享，39%的被调查者一周多次分享，29%的被调查者一周至少一次分享。17%的被调查者一月至少一次分享。只有5%的被调查者一年分享几次。职业差异明显，最高为家庭主妇（25%），其次为自由职业者（22.8%）。这与自由支配时间量有一定的关联。

究其原因，与当前媒介环境和受众行为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一则是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整体传播环境，移动终端成为媒介接触和使用的最主要终端。二则是微信分享的易操作性。三是微信朋友圈的半封闭性圈子传播效果，有助于建构个人形象、累积社会资本。

此外，2017年底针对一部分中外青年群体的问卷和访谈中，我们同样就有涉正面报道的认知进行了调查访问。结果显示，外国青年学生对正面新闻的立场多元，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对正面新闻态度积极，两方均倾向于分享。其中也颇能折射出一些对于正面报道这一概念的中外理解差异。

由上述媒体探索与民众需求来看，中国建设性新闻探索由正面报道一路发展而来，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成长空间，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当前进行的建设性新闻理解为民生新闻、政风行风热线等正面报道的升级，是从单一问题帮忙上升到主动发现问题、查找原因，解决问题，最终推进社会治理。也可以这样说，建设性新闻是媒体在通过新闻报道提供公益服务基础上的再升级，在新闻体系中与民生新闻、帮忙类节目形成矩阵关系，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三、结语及思考

全球视野来看，尽管语境不同、体制不同、文化不同，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和理解上不乏差异处，但在积极和参与的核心元素上，中国由正面报道而始的建设性新闻探索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形成了并行发展之势，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进行的探索形成了共振，导致这个共振的因素很多，因新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的结合而带来的新媒介环境和传播语境尤为值得持续关注：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和网络。在这个关系和网络中，建设性新闻是一个恰逢其时的存在。建设性新闻既是一个新闻发展的动向和类别，更是一个全谱系的理念，其在今天的出现是对技术变革、用户需求、媒体和社会发展的适应和回应。从这个视角来看，建设性新闻本身就是一个针对当代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解决方案，是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观念体系，建设性的新闻工作也是恢复人们对主流媒体信任的一种方式。

新闻的变革之旅已然开始。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信息平台上遭遇了更多的竞争节点，而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平台上一切才刚刚开始。对于新媒体而言，亦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夏晓雨